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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还是计划？夺回！
——市场与计划之争的终结
作者简介：
姓名 :张皓翔
单位 : 河南省南阳市第五完全学校⾼中部
邮箱 : nyzhanghaoxiang@outlook.com
ORCID: 0009-0001-2997-7726
本书 DOI: 10.5281/zenodo.19473889
其研究始终源于对时代症候的困惑：为何在技术昌明、物质丰盈的今天，⼀种深层的⽆
⼒感与⽣命被系统性安排的倦怠，却成为普遍的体验？他的⼯作横跨⽂化、教育及技术
伦理等领域，尝试追踪这⼀核⼼问题在不同⽣活场域中的显现。
围绕“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这⼀核⼼范畴，他完成了⼀套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与解放理论建构：《资本的当代升维》揭示了数字资本如何从对⽣产资料的垄断“升维”
⾄对劳动⼒⽣产全过程的系统性殖⺠，提出“三元辩证联动分析框架”与“两阶段⾰命”纲
领[1]；《双᯿视阈：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进⼀步剖析了资本如何通过⼯作流域与
⽣活流域的双᯿剥削链，实现对劳动者全部⽣命时间的闭环式占有[2]；《只有⼀个源泉：
论活劳动与价值创造》则回到⻢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根基，在数字商品、⼈⼯智能与数据
的᯿᯿迷思中，᯿新锚定“活劳动是价值的唯⼀源泉”这⼀根本命题[3]；《当本能拥有了
谋略——⼈格化的资本》将分析从个⼈层⾯的殖⺠提升⾄国家与国际维度，揭示了经济
⼒ᰁ如何通过政治实体获得“远⻅”与“谋略”，完成对资本逻辑的深层维稳[4]。
本书《市场还是计划？夺回！——市场与计划之争的终结》是这⼀理论谱系的逻辑终点。
它系统梳理了绵延百年的市场与计划之争，在历史定点论的视ᰀ下，论证了⼆者并⾮历
史的“定点”，⽽只是经济⼒ᰁ与政治实体相互作⽤下的“路径”；真正的、不可绕过的历
史定点，是“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由此，百年争论得以终结，解放的道
路得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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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百年争论，从未如此疲惫。⼀边是市场的信徒，⼀边是计划的卫道⼠；⼀边⾼喊“⾃由”，
⼀边宣誓“公平”。他们打得不可开交，却始终在同⼀个泥潭⾥扎——因为他们从未问出那
个真正的问题：市场为谁运转？计划为谁制定？
本书的切⼊点是尖锐的：如果市场与计划之争的本质，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
义”的路线对决，那它究竟是什么？
答案，藏在劳动⼒商品化的解剖⼑下。
从政治经济学的⻆度看，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本主义的衍⽣品。它们不是⼀个是社会主
义、⼀个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两个都是中性的⼯具。它们都是资本逻辑在不同层⾯的展开，
都是劳动⼒商品化体系在不同环节的制度性投射。
这不是⼀个简单的论断，⽽是⼀把切开百年迷雾的⼿术⼑。⼀旦接受了这个前提，争论
的坐标就被彻底翻转了。
从这个⻆度看，市场、计划乃⾄特殊的传统计划之间的争论，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对决，⽽是劳动⼒商品化体系内部不同形态之间的争论。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衍⽣
品——市场是这⼀体系的“完整形态”，计划是“基底形态”，传统计划则是“激进深化形态”。
市场与计划，不过是同⼀套逻辑的两副⾯。争论它们谁更“正义”，就像争论⼀把⼑该
⽤来切菜还是杀⼈——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是握⼑的⼿，以及⼑下站着的是谁。
由此，我们⾛到了⼀个让百年争论瞬间失效的结论：市场与计划从来不是历史的“定点”，
⽽只是经济⼒ᰁ与政治实体相互作⽤下的“路径”。真正不可绕过、不可替代的历史定点只有
⼀个——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
这不是⼜⼀种意识形态的⼝号，⽽是从资本主义基本⽭盾的客观运动中推导出的必然归
宿。⽆论路径如何曲折、策略如何多元，历史终将撞上这个定点。
本书要做的，不是在你死我活的“计划还是市场”中选边站队，⽽是⽤⼀把⼿术⼑，切开
这场百年闹剧的病灶，宣告争论的终结——并指明那条唯⼀真实的解放之路。
百年争论，到此为⽌。真正的⽃争，才刚刚开始。
张皓翔
2026年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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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第⼀章 市场与计划的历史之争：脉络与焦点............................................................. 4
第⼆章 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在过渡时期的体现............................................6
第⼀节 两阶段⾰命与三分法同经典理论的对照...................................................6
第⼆节 两种错误思想的批判...............................................................................7
第三节 不断⾰命的社会主义——在夺回中建设...................................................9
第三章 计划还是市场？........................................................................................... 14
第⼀节 劳动⼒商品化三分法的再阐述............................................................... 14
第⼆节 两种流⾏观点的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本质................................................. 15
第三节 计划与市场：在夺回中建设的⼯具........................................................ 18
第四章 历史定点论视ᰀ下的路径与定点...................................................................19
第⼀节 经济⼒ᰁ与政治实体的相互作⽤：路径多元的根基................................19
第⼆节 市场与计划：作为路径的偶然性与多元性..............................................20
第三节 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作为定点的必然性.........................21
第四节 结论：百年争论的终结..........................................................................22
注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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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市场与计划的历史之争：脉络与焦点
⼀切争论，都源于⼀个被遮蔽的真相。
1920 年，路德维希·⽶塞斯发表了那篇后来被反复征引的⽂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经济计算》。他的问题极其简单，却极其锋利：没有了私有制，没有了市场价格，社会主义
凭什么来配置资源？凭什么来⽐较成本与收益？凭什么来判断⼀个⼯⼚该关闭还是扩建、⼀
条铁路该修建还是放弃？
⽶塞斯的答案也很简单：不可能。因为任何理性的经济决策都需要⼀套价格信号。价格
不是在真空中产⽣的，它是在⽆数买者与卖者的博弈中、在私有产权的边界上、在资本与劳
动的对抗中被出来的。社会主义取消了资本和⼟地的市场，就等于取消了资本品和⼟地的
价格。没有价格，就没有经济计算；没有计算，资源配置就只能靠瞎猜。⽶塞斯由此断⾔：
社会主义在逻辑上就是⼀座空中楼阁。[5][6]
这⼀击，打在了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的软肋上。[8]
从圣⻄⻔、欧⽂的空想社会主义，到⻢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对“计划”的想象
始终是宏⼤的、正义的、充满道德感召⼒的，却从未在“计算”这个枯燥的技术问题上给出令
⼈信服的答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描绘过⼀幅动⼈的图景：⼀旦社会占有了⽣产资料，
商品⽣产将被消除，产品对⽣产者的统治将被消除，社会⽣产的⽆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
觉组织所取代[7]。这幅图景是美的，但它绕过了⽶塞斯的诘问——谁来计划？凭什么计划？
计划的信息从哪来？[9]
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回应，要么是理想主义的（“劳动时间可以直接作为计算单位”），要
么是防御性的（“资本主义的计算本身也充满扭曲”）。他们都没有真正⾛进⽶塞斯设下的战
场。争论的种⼦就此埋下，但它当时还只是⼀粒种⼦——真正让它⻓成⼀棵参天⼤树，需要
等待⼀个⼈。
1930 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披挂上阵。他做了⼀件让⽶塞斯和哈耶克都没想
到的事：他把市场“请”进了社会主义。
兰格模式的核⼼极其精妙：中央计划局不必直接命令每⼀家企业⽣产什么、⽣产多少。
它只需要扮演⼀个“瓦尔拉斯拍卖者”——根据库存和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会计价格，也就
是所谓的“影⼦价格”。企业以这些价格为基准，追求成本最⼩化；价格通过试错法上下浮动，
最终逼近市场均衡价格。⽣产资料归公共所有，但消费品的分配和劳动⼒的配置仍然可以通
过市场进⾏。
兰格的潜台词是：社会主义者不需要拒绝市场，只需要拒绝资本主义。市场是⼯具，不
是敌⼈；价格是信息载体，不是剥削的图腾。社会主义可以⽐资本主义更有效率——因为它
既保留了价格机制的计算功能，⼜避免了垄断、外部性和周期性危机的灾难。
兰格模式的问世，在当时被认为是对⽶塞斯的有⼒回击。社会主义者终于有了⼀套完整
的、逻辑⾃洽的经济计算⽅案。[10]
然⽽，这场论战的真正⾼潮，不是兰格的登场，⽽是哈耶克的出场。
哈耶克没有在⽶塞斯的⽼路上纠缠。他不去争论“计划经济是否可以进⾏数学计算”——
他承认，从纯数学的⻆度，计划机构确实可以求解⼀组联⽴⽅程。他的攻击点更深：经济问
题的本质，不是已知信息的最⼤化利⽤，⽽是分散在社会中⽆数个体⼿中的、⽆法被集中收
集和处理的“局部知识”的有效利⽤。
价格的功能，不是传递那些可以被计划局事先录⼊数据库的“硬数据”。价格传递的是那
些默会的、情境性的、只存在于此时此刻此地的知识——⼀个商⼈凭直觉感知到的需求变化，
⼀个⼯⼈对某个⼯序效率的隐性判断，⼀个消费者说不清道不明的偏好转向。这些知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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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取、⽆法被编码、⽆法被汇总。它们只能通过市场竞争的⾃发过程被“揭示”出来。
哈耶克由此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区分：“可设计的秩序”与“⾃发扩展的秩序”。前者是⼈为
建构的、有⽬的的、集中指ഀ的秩序——计划是它的典型；后者是在规则约束下，通过⽆数
个体的⾃由互动⾃然⽣成的秩序——市场是它的典型。哈耶克的结论是：任何试图以“可设
计的秩序”取代“⾃发扩展的秩序”的企图，在知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信
息的丢失、激励的扭曲和⾃由的丧失。[11]
这场论战没有决出绝对的胜者。但它确⽴了⼀个此后任何讨论都⽆法绕开的坐标系：市
场与计划的争论，不再仅仅是“谁更正义”“谁更公平”的意识形态对决，⽽是涉及信息、知识、
激励、⾃由和权⼒分配的深层博弈。争论的双⽅各⾃握住了真理的⼀个⽚段，却都未能触及
那个真正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理论的争论再激烈，也抵不过现实的锤打。
20世纪中叶，随着社会主义从理想⾛向制度、从宣⾔⾛向⼯⼚，市场与计划之争进⼊了
实践的检验场。三种路径，三种命运。
苏联模式，是计划经济最纯粹的⾁身。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覆盖全部⻔类、全地区的年
度和五年计划，层层分解、逐级下达，企业是计划的执⾏者，不是市场的参与者。在⼯业化
的初期，这套机器展现了惊⼈的动员能⼒：短短⼗⼏年，苏联从⼀个落后的农业国⼀跃成为
欧洲第⼀⼯业国，为战胜纳粹德国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这套机器的⻮轮⼀旦咬合，就再
难调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和结构的复杂化，指令性计划的弊端⽇益触⽬惊⼼：信息收集
和处理的成本呈指数级增⻓，计划指标常常脱离实际成为笑话，企业为完成指标⽽弄虚作假、
虚报浮夸，资源囤积成为常态，创新被窒息，质ᰁ被牺牲。到了 1970年代，苏联经济陷⼊了
⻓期的“停滞”——不是崩溃，⽽是⽐崩溃更可怕的慢性死亡。它还能转，但已经转不动了。
东欧改⾰，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室。南斯拉夫的“⼯⼈⾃治”，匈⽛利的“新经济体制”，
都在尝试同⼀个命题：能不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给市场开⼀扇窗？能不能让价格信号进来，
但把资本的权⼒挡在⻔外？这些改⾰在⼀定时期内确实激活了经济，改善了消费品短缺的状
况。但它们始终⾯临⼀个根本性的困境：市场与计划的“杂交”缺乏稳定的制度边界。改⾰往
往在“放”与“收”之间反复摇摆——⼀旦市场调节导致了计划⽬标的偏离，⾏政⼿段就会᯿新
收紧。结果既没能获得市场的效率，⼜破坏了计划的连贯性。这不是理论设计的失败，⽽是
权⼒逻辑的必然：只要计划机构掌握着最终的资源配置权，市场就永远只是计划的“侍⼥”，
不可能成为ᇿ⽴的调节⼒ᰁ。
中国的探索，⾛出了⼀条不同的道路。从⾼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到引⼊市场调节的渐进
改⾰，再到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模式，这⼀过程的核⼼理论表述，来⾃邓⼩平的
那句话：“计划多⼀点还是市场多⼀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
场都是经济⼿段。”[12]这句话将市场与计划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审判席上拉了下来，᯿
新定义为中性的、可选择的⼯具。
争论不会因为实践的挫败⽽终结。它只会换⼀副⾯，换⼀套语⾔，卷⼟᯿来。
新⾃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 20 世纪最后⼆⼗年最强⼤的意识形态洪流。它将哈
耶克的知识分散论推向极致，主张⼀切经济活动——从医疗、教育到⾦融、基础设施——都
应交由市场⾃发调节，政府只需扮演“守夜⼈”。华盛顿共识的⼗项政策建议——财政纪律、
私有化、贸易⾃由化、⾦融⾃由化——成为这⼀信条的实践纲领。市场被神化为万能的上帝，
任何对市场的⼲预都被妖魔化为“通往奴役之路”。
然⽽，2008 年的全球⾦融危机撕下了这张⾯具。当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当各国央⾏不得
不以史⽆前例的规模注⼊流动性，当政府被迫接管“⼤⽽不能倒”的⾦融机构时——市场原教
旨主义者的嘴被堵住了。市场的“⾃我调节”神话在资本的本能⾯前不堪⼀击。资本从来不需
要“⾃由”，它需要的是对⾃⼰有利的规则。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真正功能，不是捍卫⾃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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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资本扫除⼀切可能限制其增殖的障碍。
另⼀边，数字技术的崛起⼜让⼀些⼈᯿新燃起了对“计划”的幻想。
⼤数据、云计算、⼈⼯智能——这些炫⽬的技术词汇，让⼀些⼈相信：⽶塞斯-哈耶克
的批评已经过时了。过去，计划机构⽆法收集和处理分散的经济信息，是因为技术不够。现
在，海ᰁ数据可以被实时采集，复杂算法可以进⾏⼤规模计算，⼈⼯智能可以辅助甚⾄替代
⼈类做出决策。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个“数字计划经济”是否可能？
有学者提出了“数字经济计算”的概念，认为⼤数据和 AI 能够克服传统计划的信息瓶颈，
实现⽐市场更⾼效、更公平的资源配置。这个命题在技术层⾯有⼀定道理——算法确实可以
⽐⼈类更快地处理数据、更准地做出预测。但它在根本问题上回避了⼀个更深的追问：数据
从哪来？谁来设定算法的⽬标函数？谁来决定“最优”的标准？
数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活劳动的痕迹，是⽆数⽤户在浏览、点击、互动中留下
的⽣命碎⽚。正如我们在《只有⼀个源泉》中所论证的：数据本身不创造价值，真正创造价
值的是活劳动[3]。⽽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才是问题的核⼼。如果数据掌握在资本⼿
中，那么“数字计划经济”就只是“数字资本的计划”——它不会服务于劳动者的解放，只会服
务于更⾼效、更隐蔽的剥削。
回顾这场绵延百年的争论，我们发现⼀个耐⼈寻味的现象：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数字计
划经济论者，在意识形态上打得你死我活，却在⼀点上惊⼈地⼀致——他们都把某种⼿段当
成了终极⽬的。⼀个说“市场就是⾃由”，另⼀个说“计划就是公平”。⼀个把价格捧上神坛，
另⼀个把算法捧上神坛。他们都忘了问那个真正的问题：市场为谁⽽运转？计划为谁⽽制
定？
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回答。
第⼆章 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在过渡时期的体现
第⼀节 两阶段⾰命与三分法同经典理论的对照
在第⼀章中，我们追溯了市场与计划绵延百年的历史争论。那⼀争论的实质，是⼿段之
争——价格与算法、信号与指令、⾃发秩序与可设计秩序。争论的双⽅都以为⾃⼰握住了真
理，却都未能触及那个真正的问题：市场为谁⽽运转？计划为谁⽽制定？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厘清⼀个更深层的前提：⽆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究竟要经
历⼏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核⼼任务⼜是什么？
在《资本的当代升维》中，我们提出了“两阶段⾰命”的纲领。这⼀纲领并⾮凭空创造，
⽽是对⻢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当代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1]。为了更清晰地定位两阶段⾰命
在理论史上的位置，我们需要将其与经典理论中的阶段划分进⾏对照。
⻢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他明确指
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
只能是⽆产阶级的⾰命专政。第⼀个阶段，通常被称为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在
经过⻓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
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化发展。”第⼆个阶段是⾼级阶
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克思以那段脍炙⼈⼝的名⾔描绘了⾼级阶段的图景：“在共产主义
社会⾼级阶段，在迫使个⼈奴⾪般地服从分⼯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脑⼒劳动和体⼒劳动的
对⽴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的⼿段，⽽且本身成了⽣活的第⼀需要之后；
在随着个⼈的全⾯发展，他们的⽣产⼒也增⻓起来，⽽集体财富的⼀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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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ሀ隘眼界，社会才能在⾃⼰的旗帜上写
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3]
这是⻢克思为⼈类解放事业绘制的宏阔蓝图。两个阶段的共同基础是⽣产资料公有制，
没有剥削，⽣产以满⾜社会需要为⽬的。但由于⽣产⼒和经济成熟程度不同，两个阶段在经
济、道德和精神等各个⽅⾯都存在着᯿⼤差别。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克思的这⼀理论。他明确地将共产主义第⼀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
会”，并指出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是⼀个多极的发展过程。列宁还特别强调了⽆
产阶级专政在过渡时期的核⼼地位：过渡时期的任务不仅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更᯿要的是
消灭阶级、发展社会⽣产⼒、改造和教育⼴⼤⼩⽣产者。他说过，“⽆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
剥削者使⽤暴⼒，甚⾄主要的不是暴⼒”。消灭阶级，才是⽆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14]
⾄此，⼀个完整的阶段图谱已经清晰。⽽我们提出的“两阶段⾰命”纲领，正是在这张图
谱中找到了⾃⼰的坐标。
第⼀阶段⾰命——政治⾰命，夺回⽣产资料，粉碎维护旧⽣产关系的国家机器——对应
的是经典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命。它的锋芒精准地指向“劳动⼒的商品化买卖”。正如⻢克思
所指出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阶段，由于社会刚刚从资本主义中脱胎出来，在经济、道
德和精神各⽅⾯都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消费品分配只能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个
巨⼤的历史进步——它消灭了剥削，确⽴了公有制。但它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形式：
等ᰁ劳动换取等ᰁ产品，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劳动者的天赋、家
庭负担各不相同。更根本的是，在这个阶段，劳动⼒虽然不再是买卖的对象，但劳动本身仍
然被作为分配的尺度——这恰恰说明，劳动⼒的商品化“安排”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以异化的形
式存在着。正是这个“尚待解决”的缺⼝，构成了第⼆阶段⾰命的历史前提。
第⼆阶段⾰命——社会⾰命，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对应的是经典理论
中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命的部分。它指向的是劳动⼒商品化的“安排”与“⽣产”两个更
深层的环节。⻢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级阶段图景——脑⼒劳动与体⼒劳动对⽴的消失、
劳动成为⽣活的第⼀需要、集体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如果翻译为我们这套分析框架的语
⾔，正是“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的彻底回归。当劳动不再是谋⽣的⼿段⽽是⽣活的
第⼀需要时，劳动者便不再是“劳动⼒商品”的载体，⽽是⾃身⽣命过程的真正主⼈。当集体
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时，劳动⼒⽣产与再⽣产所依赖的物质条件便从稀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到那时，⻢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便成为现实——⼈们根据⾃⼰的能⼒和社会的
需要去劳动，根据⾃⼰的真实需求去获取⽣活资料。这正是我们的分析框架所指的终极⽬标：
每⼀个劳动者都拥有对⾃身劳动⼒⽣产与再⽣产全过程的实际掌控能⼒，劳动不再是为了⽣
存，⽽是为了⾃我实现；分配不再需要以“劳动ᰁ”作为交换尺度，因为丰裕已经使“尺度”本
身失去了意义。[1]
因此，两阶段⾰命并⾮对经典理论的替代，⽽是对其核⼼命题在当代条件下的具体展开
和深化。经典理论给出了“从哪⾥来、到哪⾥去”的宏观⽅向，我们的框架则试图揭示“怎么
⾛”的内在逻辑——从废除劳动⼒的商品化买卖，到废除劳动⼒的商品化安排，最终消灭劳
动⼒的商品化⽣产本身。这是⼀条从形式的解放到实质的解放、从制度的奠基到⽣命的᯿塑
的完整道路。
第⼆节 两种错误思想的批判
然⽽，理论上的清晰并不意味着实践中的⾃觉。在⽆产阶级专政建⽴之后——或者更宽
泛地说，在社会主义制度确⽴之后——⾰命队伍内部往往滋⽣出两种看似对⽴、实则同源的
错误思想。它们像⼀对孪⽣兄弟，⼀左⼀右，却共同遮蔽着历史辩证法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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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种思想，是盲⽬乐观主义。 持有这种观点的⼈认为：⽆产阶级专政已经建⽴，公
有制已经确⽴，剩下的任务就是按部就班地建设、按部就班地发展，共产主义理想便会⾃然
⽽然地实现。在他们眼中，⾰命已经“完成”了，历史已经“终结”了。剩下的事情，不过是ᰁ
上的积累——GDP 的增⻓、技术的进步、⼈⺠⽣活⽔平的提⾼——仿佛这些积累到了⼀定
程度，共产主义就会像果实成熟⼀样从树上⾃然坠落。
这种思想的本质，是“⼀劳永逸”的幻觉。它看不到历史的不断发展与⽭盾的不断转化，
看不到⼀个历史定点之后还有更多的定点在等待。它把社会主义⾰命理解为⼀个“终点”，⽽
⾮⼀个新的“起点”。它忘记了⻢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告诫：共产主义社会的第⼀阶
段，是“在⻓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出来的”，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上都还带
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3]。这些痕迹不会因为⼀场⾰命就⾃动消失，它们会在
新的制度外壳下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甚⾄产⽣新的⽭盾和新的异化。盲⽬乐观主义未能坚
持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把历史想象成⼀条平坦的直线，⽽⾮充满曲折、对抗和再⽣的螺旋。
第⼆种思想，是消极悲观主义。 持有这种观点的⼈，⾛向了另⼀个极端。⼀旦在⽆产
阶级专政建⽴后的社会中发现了不公平、不平等以及与理论叙事不符的现象——⽐如权⼒腐
败、分配不公、官僚主义、劳动者仍然感到被⽀配——他们便⽴刻得出结论：⾰命失败了，
⼀切都⽩费了，必须从头再来。
这种思想的本质，是“⼀步登天”的幻灭。它预设了⼀个完美⽆瑕的“理想社会”作为⾰命
的唯⼀合法⽬标，⼀旦现实与理想之间出现落差，它便陷⼊彻底的绝望。它看不到事物本身
所蕴含的⽭盾，看不到旧痕迹在新制度下的必然存在，看不到历史运动中积极⼒ᰁ与消极⼒
ᰁ的辩证博弈。
⽑泽东在《⽭盾论》中深刻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核⼼法则。他指出，事物的⽭盾法则，
即对⽴统⼀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切事物中都包含着⽭盾⽅⾯的相互依
赖和相互⽃争，这种⽭盾推动⼀切事物的发展。[15]“辩证法的⽣命就是不断⾛向反⾯。”这
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会发展到⾃身的反⾯，都会不断产⽣反对⾃⼰的⼒ᰁ。这不是悲观主义
的判决，⽽是乐观主义的辩证法——因为⾛向反⾯，恰恰意味着新事物将从旧事物的内部⽣
⻓出来，意味着扬弃，意味着更⾼阶段的统⼀。
从这⼀视⻆来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正、与理论不符的现象，既是旧社会
痕迹的遗存，也是新社会⾃我⾰新的动⼒源泉。它们不应该被简单视作“⾰命失败”的证据，
⽽应该被视作“⾰命尚未完成”的号⻆。正如《资本的当代升维》所论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劳动者所承受的异化之苦，其根源之⼀是“旧世界体系的残余与侵袭”——资本主义世界市
场、⾦融体系和技术范式作为强⼤的“引⼒场”，持续从外部施加影响，试图将社会主义经济
与社会关系拉⼊其价值增殖的轨道。根源之⼆，是“未完成的⾰命”所标定的历史任务——第
⼆阶段社会⾰命尚未彻底展开或完成。这些⽭盾不是⾰命的坟墓，⽽是⾰命继续前进的燃料。
[1]
因此，我们批判这两种思想，不是为了在理论上驳倒它们，⽽是为了在实践上廓清道路。
社会主义⾰命的真实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劳永逸地建⽴公有制，也不在于尽善尽美地兑现
理论所许下的每⼀个诺⾔。
让我们把话说得更清楚⼀些：如果能够⼀劳永逸地建⽴公有制，如果能够尽善尽美地兑
现理论诺⾔，那当然是最好的。没有⼈会拒绝这样的“完美⽅案”。但我们必须明⽩，这些仅
仅是实现全⼈类解放事业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类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按照“充分
条件”的清单逐⼀打钩之后才向前迈进的。如果⾮要等到⼀切条件都成熟、⼀切⽭盾都消失、
⼀切痕迹都清除，才肯承认⾰命的胜利，那么⾰命就永远不会胜利。
那么，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命以及建⽴⽆产阶级专政的充要条件？
答案有两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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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个层⾯，是制度层⾯的确⽴。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将公有制与⽆产阶级专政确
⽴为不可动摇的制度基础。这是⾰命胜利的“硬核”——它确保⽣产资料不再回到私⼈⼿中，
确保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不会发⽣根本逆转。
但仅有这⼀层⾯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第⼆个层⾯，制度就会沦为空洞的形式，宪法就会
变成⼀纸空⽂。第⼆个层⾯更为深刻、更为根本，也更为艰难——它要通过⾰命活动与政治
实践，将公有制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深深地根植于每⼀个群众的内⼼。
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命不仅仅是⼀次政治权⼒的更迭，更是⼀场深刻
的⼼灵⾰命。它要将那些曾经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垄断的“宏⼤叙事”——公有制、按劳分配、
消灭剥削、各尽所能、共产主义——从书本上、从⼝号中、从遥不可及的彼岸，拉回到⼈⺠
群众的⽇常⽣活之中，让它们成为⼈们“可以触及”的此岸。
当⼀名⼯⼈不再觉得“公有制”是国家的事、别⼈的事，⽽觉得⾃⼰就是⼯⼚的主⼈时
——公有制便从宪法条⽂⾛进了他的内⼼。
当⼀名教师不再觉得“按劳分配”是抽象的原则，⽽真切地感受到⾃⼰的劳动被社会承认、
被社会尊᯿时——按劳分配便从经济公式变成了⽣命体验。
当⼀名年轻⼈在“各尽所能”的⼝号中看到了⾃⼰未来的可能性，⽽⾮被资本预设的“职
业轨道”时——共产主义理想便从乌托邦变成了可以迈步前⾏的道路。
这就是社会主义⾰命最深刻的辩证法：它不是在⾰命胜利的那⼀天就完成了所有任务，
⽽是在⼈⺠群众的持续实践中，将这些任务从“外在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认同”，从“制度
的强制”转化为“⽣命的⾃觉”。制度提供了⻣架，群众赋予了⾎⾁。⻣架可能相似，但⾎⾁
的鲜活程度，决定了这个新社会能否真正区别于它所替代的那个旧世界。
因此，我们批判盲⽬乐观主义，不是要否定⾰命已经取得的成就，⽽是要提醒：⾰命没
有终点，⼀个定点之后还有更多的定点[1][4]。我们批判消极悲观主义，不是要掩盖现实中
存在的问题，⽽是要指出：问题不是⾰命失败的理由，⽽是⾰命继续的理由。辩证法的⽣命
就是不断⾛向反⾯——每⼀次危机的背后都育着转机，每⼀次异化的深处都潜伏着解放的
种⼦。
⻢克思在《资本论》第⼀卷序⾔中写道：“⼀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然规
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法令取消⾃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
苦。”[16]这正是我们看待社会主义⾰命应当持有的态度：我们⽆法跳过历史的必经阶段，⽆
法⽤法令取消旧社会的痕迹，⽆法⼀夜之间消灭异化——但我们可以缩短和减轻这个过程。
⽽缩短和减轻的关键，不在于等待制度的“⾃动成熟”，⽽在于每⼀个劳动者对⾃身劳动⼒⽣
产的实际掌控能⼒的主动觉醒与持续争取。
当这种觉醒从个别⾛向普遍，从⾃发⾛向⾃觉，从“制度给予”⾛向“群众掌握”——社会
主义⾰命便真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是建造⼀座完美的乌托邦，⽽是为每⼀个⼈提供⾛
向⾃由⽽全⾯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道路。
这正是我们下⼀步要深⼊展开的⽅向。
第三节 不断⾰命的社会主义——在夺回中建设
批判了两种错误思想之后，⼀个必然的问题浮现出来：正确的道路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盲⽬乐观主义错在“⼀劳永逸”的幻觉，消极悲观主义错在“⼀步登天”的幻灭，那
么，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是⼀条既能看⻅⾰命的阶段性成果、⼜能看清⽭盾的持续运动
的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不断⾰命的社会主义”——它的核⼼命题，可以概括为五个
字：在夺回中建设。
⼀、过渡时期的根本困境：不可消除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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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夺回中建设”的必要性，⾸先必须正视⼀个被反复遮蔽、却始终在场的根本困境。
⻢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早已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
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
时期的国家只能是⽆产阶级的⾰命专政。”[13]这段被反复征引的⽂字，其真正的分ᰁ不在于
它宣告了⽆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于它揭示了过渡时期的漫⻓性、反复性和艰巨性。
从⽆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那⼀天起，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伟⼤理想最终实现——这段路，不
是⼏步就能⾛完的。它可能跨越数⼗年，可能延续数百年，可能经历多次反复。在这⼀漫⻓
⽽曲折的历史区间内，⼀个根本性的困境始终横亘在每⼀个社会主义实践者的⾯前。
这个困境，就是代理⼈问题。
《资本的当代升维》已经揭示了⼀个深刻的事实：在从⽆产阶级专政建⽴到共产主义实
现的整个过渡时期内，⽣产资料不可能完全归由个⼈⾃主⽀配。如果强⾏推⾏⽣产资料的“个
⼈直接⽀配”，就会滑向⽆政府主义的深渊——没有统⼀的社会协调，没有宏观的资源配置，
社会⽣产将陷⼊混乱。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教训。[1]
同样，“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那个我们在全书中反复强调的终极标尺——
在过渡时期也不可能完全归由个⼈⾃主⽀配。道理是⼀样的：劳动⼒的⽣产与再⽣产，从来
不是纯粹的“个⼈事务”。它需要教育体系，需要医疗资源，需要社会保障，需要宏观规划。
这些条件不可能由每个劳动者ᇿ⽴提供，它们必须通过某种社会化的形式来组织。
因此，在过渡时期，必须有⼀个代理者。
这个代理者，可能是国家，可能是政府，可能是委员会，可能是政党，可能是某种新型
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变化，名称可以更替，但代理本身⽆法取消。只要社会还需要组织⽣
产，只要劳动⼒还需要社会化的再⽣产条件，就必须有⼈（或组织）来承担这个代理职能。
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偏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恩格斯在为《法兰⻄内战》所写的
导⾔中，早已触及了这⼀问题的核⼼。他指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
⽅⾯应当铲除全部旧的、⼀直被利⽤来反对⼯⼈阶级的压迫机器，另⼀⽅⾯还应当保证本身
能够防范⾃⼰的代表和官吏”[17]。请注意恩格斯的措辞——“防范⾃⼰的代表和官吏”。这意
味着，⻢克思和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代理者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代理者的异化是可能的。
代理者可能从“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巴黎公社之所以被⻢克思誉为“伟⼤的社会⾰
命的曙光”[18]，正是因为它第⼀次尝试⽤制度化的⽅式来解决这个困境——公职⼈员由选举
产⽣、随时可以罢免、⼯资不超过熟练⼯⼈、取消特权。
但这只是尝试。巴黎公社只存在了七⼗⼆天。它没有来得及解决⼀个更深层的问题：代
理者存在的必要性，与代理者异化的可能性，构成了过渡时期最根本的、⽆法⼀劳永逸地消
除的张⼒。
这就是为什么⻢克思说：“⽆产阶级⾰命，例如⼗九世纪的⾰命，则经常⾃我批判，往
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遍；
它⼗分⽆情地嘲笑⾃⼰的初次⾏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不是因为⽆产阶级⾰命者喜
欢“⾃我批判”，⽽是因为——不进⾏持续的⾃我批判，代理者就会异化；不反复回到“仿佛
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命的成果就会被侵蚀。
⼆、两条道路：建设中⾰命与夺回中建设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新审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条᯿要线索，并与《资本
的当代升维》所提出的“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这⼀纲领[1]进⾏对照。
社会主义的实践，⾃苏联开启第⼀个五年计划以来，始终贯穿着⼀条清晰的主线：建设。
苏联的五年计划，中国的五年规划，都以发展⽣产⼒、推进⼯业化为压倒⼀切的任务。建设
的成就是巨⼤的——苏联⽤短短⼗⼏年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完的⼯业
化道路，中国⽤⼏⼗年时间⾛过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发展历程。没有这些建设成就，⽆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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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权就没有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就没有说服⼒。
但建设的成就，不能遮蔽建设的局限。
苏联模式的教训已经昭然若揭：⾼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虽然在⼯业化初期展现了惊⼈
的动员能⼒，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和结构的复杂化，其弊端⽇益显露。信息收集和处理的
成本激增，计划指标常常脱离实际，企业为完成指标⽽弄虚作假，资源囤积成为常态，创新
被窒息，质ᰁ被牺牲。更᯿要的是，这种⾼度集中的体制，必然催⽣⼀个庞⼤的官僚代理阶
层。当这个代理阶层从“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时，劳动者的“对劳动⼒⽣产的实际掌
控能⼒”便被新的形式所剥夺——不是被资本家剥夺，⽽是被代理者剥夺。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总结苏联教训的基础上⾛出了⼀条不同的道路。改⾰开放以来，
中国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模式，极⼤地释放了社会活⼒。但在劳动者对⾃身劳
动⼒⽣产的实际掌控能⼒这个维度上，问题依然存在。教育仍然在很⼤程度上服务于“⼈⼒
资本”的塑造，劳动者在职业⽣涯中的⾃主权仍然有限，闲暇时间仍然被消费主义和数据资
本所侵蚀。这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是对“⾰命尚未完成”这⼀事实的确认。
那么，问题出在哪⾥？难道“建设”错了吗？
不。建设没有错。没有建设，就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产阶级专政就是空中
楼阁。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只强调“建设”，⽽忽视“夺回”，那么建设的成果就有可能被代
理者所窃取，劳动者的主体性就有可能被新的形式所吞噬。
这正是《资本的当代升维》所提出的“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1]与传统的“建
设”路径之间的根本区别。
传统的建设路径，其核⼼逻辑可以概括为：在建设中⾰命，⽤⾰命为建设开辟道路。这
种路径强调，⽆产阶级专政建⽴之后，主要任务是发展⽣产⼒、建设社会主义。⾰命（⾃我
⾰命、社会⾰命）是⼿段，建设是⽬的。⾰命要为建设扫清障碍、提供保障、保驾护航。苏
联的五年计划、中国的五年规划，都是在“以建设为中⼼”的框架下进⾏的。这⼀路径取得了
巨⼤的成就，但它有⼀个内在的盲点：它更擅⻓处理资本复辟的问题，却难以处理代理⼈的
问题。
为什么？因为资本复辟是“外部威胁”——有明确的敌⼈、明确的界限、明确的⽃争对象。
⽽代理⼈的异化是“内部变质”——它发⽣在体制内部，发⽣在“⾃⼰⼈”中间，没有鲜明的敌
我界限，不易被察觉，更不易被根除。当体制⾼度集中、⼀切围绕“建设”运转时，代理者很
容易在“为了建设”的名义下，不断扩⼤⾃⼰的权⼒，不断侵蚀劳动者的⾃主权，最终蜕变为
新的特权阶层。苏联后期的官僚异化，就是这⼀逻辑的悲剧性注脚。
⽽“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这⼀路径，其核⼼逻辑可以概括为：在夺回中建
设。它强调：建设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主权为代价，不能以代理者的⽆限扩张为前提。劳
动者必须在建设的全过程中，持续地、主动地夺回对⾃身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夺
回对技能塑造的主导权，夺回对劳动节奏的决定权，夺回对闲暇时间的⽀配权，夺回对⾃身
数据的控制权。
“在夺回中建设”，意味着夺回不是建设的“附加项”，⽽是建设的“内在环节”。每⼀次建
设，都应当是劳动者⾃主能⼒的扩展；每⼀次发展，都应当是劳动者对⾃身⽣命过程掌控能
⼒的增强。如果建设的结果是劳动者更加依附于代理者、更加丧失⾃主权，那么这种建设就
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
这就是“夺回”路径与“建设”路径的根本分ᰀ。前者以“劳动者⽣命主权的持续扩展”为衡
ᰁ标准，后者以“物质财富的持续增⻓”为主要指标。两者并⾮对⽴——物质财富的增⻓是必
要的，但它不能以⽣命主权的丧失为代价。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应当是两者的辩证统⼀。
有⼈可能会问：你们这套说法，不就是“新瓶装旧酒”吗？不就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换了
个⻢甲叫“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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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不是术语的替换，⽽是范式的转换。传统的建设范式，其隐含的逻辑是：⽆产
阶级专政建⽴之后，⽣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国家代表⼈⺠进⾏建设，劳动者在国家计划的框
架下劳动。在这种范式中，劳动者是“被组织”的对象，⽽不是“⾃主组织”的主体。劳动者的“对
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被让渡给了国家——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夺了它，⽽是因为劳动
者“委托”给了代理者。⽽“夺回”范式则明确宣告：这种让渡是临时性的、有条件的、必须接
受持续监督和随时可撤回的。劳动者不是将⾃⼰的⽣命主权“交给”代理者，⽽是“委托”给代
理者——委托与交给，有着本质的区别。委托可以撤销，交给不能。委托需要问责，交给不
需要。委托意味着代理者是“公仆”，交给意味着代理者成了“主⼈”。
三、为什么要强调夺回——从⽭盾运动的必然性到代理问题的双᯿解法
现在，让我们深⼊⼀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必须在“建设中⾰命”的基础上，进⼀
步强调“夺回”？明明经典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的成就，明明“建设中⾰命”这⼀路径同样
强调⾰命的᯿要性（⾃我⾰命、社会⾰命），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出“夺回”？
答案，藏在⽭盾运动的必然性之中，也藏在代理问题的双᯿性之中。
第⼀，从⽭盾运动的必然性来看，“夺回”不是我们的主观选择，⽽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
要求。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有⼀句精辟的论断：“辩证法的⽣命就是不断⾛向反⾯。”[20]这
句话道尽了历史运动的全部奥秘。任何事物都会发展到⾃身的反⾯，都会不断产⽣反对⾃⼰
的⼒ᰁ。这不是悲观主义的判决，⽽是乐观主义的辩证法——因为⾛向反⾯，恰恰意味着新
事物将从旧事物的内部⽣⻓出来，意味着扬弃，意味着更⾼阶段的统⼀。
将这个原理应⽤到过渡时期，结论便豁然开朗：⽆产阶级专政建⽴之后，旧的⽭盾——
资本与劳动的对⽴——被解决了，但新的⽭盾必然会⽣⻓出来。这个新的⽭盾，就是劳动者
与代理者之间的⽭盾。劳动者要求⾃主，代理者要求集中；劳动者要求对⾃身劳动⼒⽣产的
实际掌控，代理者要求对劳动⼒配置的统⼀规划。这种⽭盾不是“⾰命失败”的证据，⽽是“⾰
命尚未完成”的号⻆。
在《资本的当代升维》中，我们从资本主义基本⽭盾的深化出发，论证了“对劳动⼒⽣
产的实际掌控能⼒”何以成为当代⽀配的核⼼场域，何以成为判断异化深度与解放可能性的
终极标尺。那⼀论证的逻辑链条——从“对⽣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的丧失，到“⽣产完整
性”的瓦解，再到“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的系统性殖⺠——不仅适⽤于分析资本主
义，也同样适⽤于分析过渡时期。[1]
为什么？因为只要存在代理者，只要劳动者不能直接⽀配⾃⼰的劳动⼒⽣产过程，那种
“丧失—瓦解—殖⺠”的逻辑就有可能在新的形式下᯿演。代理者可能像资本家⼀样，剥夺劳
动者对⽣产资料的实质掌控；代理者可能像资本家⼀样，瓦解劳动者的⽣产完整性；代理者
可能像资本家⼀样，殖⺠劳动者的劳动⼒再⽣产过程。不同的是，资本家的统治是外来的、
显性的、有明确敌⼈的，⽽代理者的异化是内⽣的、隐性的、不易指认的。
因此，“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不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简单挪⽤，⽽是对
过渡时期⽭盾运动的深刻把握。它是历史辩证法的必然要求——因为⽭盾会不断⾛向反⾯，
所以劳动者必须不断地夺回被代理者侵蚀的⾃主权；因为⼀个定点之后还有更多的定点，所
以夺回不是⼀次性的⾏动，⽽是持续的过程。
第⼆，从代理问题的双᯿性来看，“夺回”能够同时处理资本复辟与代理⼈异化这两个问
题，⽽“建设”路径往往只能处理前者。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说得更透彻⼀些。
资本复辟，是外部威胁。它意味着被推翻的资产阶级试图卷⼟᯿来，意味着旧的⽣产关
系试图复辟。应对资本复辟，需要的是⼀套能够识别敌⼈、组织⼒ᰁ、集中打击的机制。这
套机制天然是集中化的、组织化的、甚⾄是强制性的。苏联的集体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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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应对资本复辟的语境下展开的。在这些⽃争中，集中是必要的，代理者的权威是必要
的。
但问题在于：应对资本复辟的这套集中化机制，⼀旦形成，便具有⾃我延续的惯性。当
资本复辟的威胁减弱之后，这套机制并不会⾃动退出历史舞台。它会寻找新的存在理由——
⽽这个新的理由，往往是“为了建设”。于是，代理者在“建设”的名义下，继续扩张⾃⼰的权
⼒；劳动者在“建设”的名义下，继续让渡⾃⼰的⾃主权。
这就是为什么“建设中⾰命”的路径难以处理代理⼈问题的根本原因。因为这条路径本身
就是从应对资本复辟的⽃争中⽣⻓出来的，它的制度基因⾥天然地更擅⻓集中、更擅⻓动员、
更擅⻓组织，⽽不那么擅⻓放权、不那么擅⻓赋权、不那么擅⻓让劳动者⾃主。
“夺回”路径则不同。它的出发点，不是“如何更有效地组织劳动者”，⽽是“劳动者如何能
够不依赖代理者⽽⾃主地组织⾃身”。它不是要取消代理者——我们在前⾯已经论证了，过
渡时期不可能没有代理者。它的⽬标，是让代理者的权⼒始终处于劳动者的监督、制约和随
时可撤回的状态。
这意味着两件事同时发⽣：⼀⽅⾯，劳动者通过“夺回”的过程，不断增强⾃身对劳动⼒
⽣产的实际掌控能⼒，从⽽减少对代理者的依赖；另⼀⽅⾯，代理者的权⼒边界被劳动者的
“夺回”⾏动所持续划定和压缩，从⽽防⽌代理者的异化。
这就是“夺回”路径的ᇿ特优势：它同时处理了资本复辟与代理⼈异化这两个问题。
资本复辟的威胁，通过劳动者⾃主权的增强来抵御——当劳动者真正掌控了⾃身劳动⼒
⽣产的全过程，资本就没有了复辟的社会基础。因为资本复辟的前提，是劳动者丧失对⾃身
劳动⼒的掌控、被迫出卖劳动⼒。如果劳动者已经夺回了这种掌控，资本复辟就成了⽆源之
⽔。
代理⼈异化的威胁，通过劳动者对代理者的持续制约来抵御——当劳动者始终保持着
“夺回”的意识和能⼒，代理者就不敢（也不能）过度扩张⾃⼰的权⼒。因为他们知道，劳动
者的“夺回”⾏动随时可能启动，他们的权⼒随时可能被收回。
这不是理论上的空想。巴黎公社已经提供了最初的雏形——公职⼈员由选举产⽣、随时
可以罢免、不享受特权。巴黎公社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但它指明了⼀个⽅向：代理者的权⼒，
必须始终处于劳动者的掌控之下。
⽽《资本的当代升维》中提出的“劳动⼒⽣产组织安排委员会”及其配套机制——机构凋
亡、否定性主权、分形切断、⽬的性明确告知——正是这⼀⽅向在当代条件下的具体展开[1]。
这些机制的核⼼精神，就是让代理者的权⼒始终处于劳动者的监督、制约和随时可撤回的状
态。劳动者不是“交给”代理者，⽽是“委托”给代理者；委托可以撤销，交给不能。
四、不断⾰命的社会主义：在夺回中建设，在建设中夺回
因此，“夺回”不是对“建设”的否定，⽽是对“建设”的深化和补充。它告诉劳动者：你们
不仅要建设，还要在建设中夺回；你们不仅要发展⽣产⼒，还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强对⾃
⼰⽣命过程的掌控能⼒。建设的成果是᯿要的，但如果建设的成果不能转化为劳动者⾃主权
的扩展，那么这种建设就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向。
⻢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我⾰命与社会⾰命是内在统⼀、相辅相成的。
在进⾏社会⾰命的同时不断推进⾃我⾰命，是⻢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先进品格。
但我们要进⼀步追问：⾃我⾰命的主体是谁？仅仅是政党⾃身，还是包括全体劳动者？如果
⾃我⾰命只是政党内部的⾃我净化，⽽劳动者只是被⾰命的对象（或⾰命的旁观者），那么
⾰命就仍然是“代理者的⾰命”，⽽不是“劳动者的⾰命”。
“夺回”的命题，正是要将⾰命的主体从代理者扩展到每⼀个劳动者。它宣告：⾰命不是
代理者的事，⽽是每⼀个劳动者⾃⼰的事。每⼀个劳动者都有权夺回对⾃身劳动⼒⽣产的实
际掌控能⼒，每⼀个劳动者都应当成为⾰命的主体。这不仅是政治⾰命的任务，更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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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标；不仅是政党⾃我⾰命的内在要求，更是劳动者⾃我解放的必由之路。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夺回”，为什么要强调“在夺回中建设”。不是因为“建设”错了，
⽽是因为“建设”不能代替“夺回”；不是因为代理者不᯿要，⽽是因为代理者不能成为新的主
⼈；不是因为物质财富不᯿要，⽽是因为物质财富的增⻓不能以⽣命主权的丧失为代价。
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盾会不断⾛向反⾯，所以夺回必须持续；⼀个定点之后还有更
多的定点，所以⾰命永⽆⽌境。
这，就是不断⾰命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第三章 计划还是市场？
从第⼀章的历史梳理到第⼆章的理论建构，我们终于⾛到了这本书最核⼼、也最明了的
结论部分。说它核⼼，是因为它将直接回答那个困扰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近百年的问题；
说它明了，是因为答案⼀旦说出，便如窗户纸捅破——原来如此简单，简单到令⼈难以置信，
简单到⾜以让百年争论显得像⼀场⾃导⾃演的闹剧。
第⼀节 劳动⼒商品化三分法的再阐述
在《资本的当代升维》中，我们曾提出⼀个贯穿全书的分析框架：劳动⼒的商品化，并
⾮铁板⼀块，⽽是由三个内在统⼀、却⼜可被清晰辨析的环节构成的完整过程。这三个环节，
分别是劳动⼒的商品化⽣产、劳动⼒的商品化买卖和劳动⼒的商品化安排。[1]
这不是书斋⾥的概念游戏，⽽是解剖资本主义⽣产⽅式的锋利⼿术⼑。没有这把⼑，我
们就看不清计划与市场的真⾯⽬；有了它，⼀切迷雾都将被切开。
劳动⼒的商品化⽣产，是最深层的、也是资本主义得以启动的前提性环节。
它指的是，劳动者⾃身劳动⼒——这种原本内在于⽣命、⽤于实现⾃主⽬的的能⼒——
其⽣产与再⽣产过程本身，开始从属于资本增殖的逻辑。这⾥的“⽣产”，不是⽣物学意义上
的繁衍，⽽是指通过教育、技能培训、健康维护、社会化过程，将⼀个⼈塑造为符合市场要
求的、可被雇佣的“劳动⼒商品”的全过程。
当教育沦为“⼈⼒资本”的投资，当健康维护被视为维持“劳动效能”的⼿段，当闲暇时间
被编码为“⾃我升级”的时段，当⼀个⼈还在学校、尚未踏⼊职场，他的技能⽅向、价值取向、
甚⾄思维⽅式就已经被资本逻辑所预设——劳动⼒的商品化⽣产便已完成。在这个环节，资
本不直接购买劳动⼒，但它像⼀位远⻅的“育种师”，从源头上规划着未来商品的“规格”与“品
质”。
这是最根本的环节，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因为它的运作太过隐蔽，太过“⾃然”，
以⾄于⼈们往往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学什么专业好就业”“考什么证书有前途”——这些
看似“为⾃⼰着想”的选择，恰恰是劳动⼒商品化⽣产在个体意识层⾯的内化。⼈们以为⾃⼰
在“规划⼈⽣”，实则在“被规划为商品”。
劳动⼒的商品化买卖，是最经典的、也是⻢克思理论聚焦的核⼼流通环节。
它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将⾃身在⼀定时间内的劳动⼒使⽤权，作为商品出
售给资本家的⾏为。这个环节的标志是雇佣合同的签订——劳动者获得⼯资，资本家获得对
劳动⼒的⽀配权。
这是“所有权”与“使⽤权”分离的法律与形式表现，是整个剥削体系得以建⽴的形式契约。
没有这⼀环节，资本家就⽆法合法地⽀配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没有这⼀环节，剩余价值的榨
取就缺乏制度性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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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它如此显眼、如此关键，⼈们往往产⽣⼀种错觉：只要消灭了劳动⼒的商品化买
卖——只要废除了雇佣劳动、只要建⽴了公有制——剥削就被消灭了，解放就完成了。这种
错觉，是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危险的理论陷阱之⼀。
劳动⼒的商品化安排，是最直接的、也是资本完成价值增殖的决定性⽣产环节。
它指的是，资本家在购买劳动⼒之后，在具体的⽣产过程中，对劳动⼒这⼀商品进⾏消
费、调度与组合的⽅式。这包括了劳动分⼯、流程设计、技术⼿段（如算法）、管理规章、
绩效考评等⼀系列将劳动⼒转化为现实劳动、并榨取剩余价值的制度与技术安排。
劳动者在⽣产过程中丧失了“⽣产完整性”，沦为流⽔线上的⼀个零件或算法⽹格中的⼀
个节点，正是“商品化安排”的直接后果。泰勒制的科学管理、福特制的流⽔线、当代的算法
调度——这些都是劳动⼒商品化安排的不同历史形态。
它既是剥削得以⾼效实现的“引擎”，也是维系整个劳动⼒商品化体系的“防线”。没有精
密的安排，买卖来的劳动⼒就⽆法被⾼效地转化为剩余价值；没有持续优化的安排，商品化
⽣产的⽅向就失去了指引，商品化买卖的收益就⽆从保障。
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句话概括：⽣产是根基，买卖是核⼼，安排是保障。
⽣产是根基——它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可供剥削的劳动⼒商品。没有这个根基，买卖就
没有对象，安排就没有依托。
买卖是核⼼——它是剥削得以合法化的制度通道。没有买卖，资本就⽆法获得对劳动⼒
的⽀配权，⽣产出来的“准商品”就⽆法正式进⼊剥削的轨道。
安排是保障——它确保买卖来的劳动⼒被⾼效地转化为剩余价值，同时为下⼀轮⽣产提
供反馈和优化⽅向。没有安排，买卖就成了只付钱不使⽤的浪费，⽣产就成了没有⽅向、没
有标准的盲⽬培育。
三者形成⼀个⾃我强化的闭环：⽣产为买卖提供“原材料”，买卖为安排提供“⽀配权”，
安排为⽣产提供“优化数据”——资本就这样周⽽复始地运转，将⼀代⼜⼀代劳动者的⽣命时
间吞噬、消化、转化为冰冷的利润。
这就是劳动⼒商品化的完整图景。⽽理解这个图景，是理解计划与市场之争的真正前提。
第⼆节 两种流⾏观点的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本质
带着这把⼿术⼑，让我们᯿新审视那个争论了近百年的问题：计划与市场，究竟谁对谁
错？
在漫⻓的论战中，形成了两种看似对⽴、实则共享同⼀个理论盲区的流⾏观点。
第⼀种观点，可称之为“意识形态对⽴论”。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意
识形态，市场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计划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是资本主义的
本质特征。⼆者之间的选择，不是⼯具的选择，⽽是道路的选择、制度的选择、信仰的选择。
这种观点的谱系可以追溯到苏联模式的全盛时期。在那个时代，计划经济被等同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被等同于资本主义。谁要是主张引⼊市场机制，谁就是在“复辟资本主义”；
谁要是对计划体制提出质疑，谁就是在“背叛⾰命”。这种教条主义曾在很⻓时期内主导着社
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其后果是惨痛的：它不仅导致了经济的低效和僵化，更在意识形
态上制造了⼀种“⾮此即彼”的对⽴幻象，使⼈们⽆法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直到今天，这种
观点的幽灵仍未完全消散。在某些⼈的头脑中，“计划”⼆字仍然带有某种神圣的光环，“市
场”⼆字仍然带有某种原罪的烙印。
第⼆种观点，可称之为“纯粹⼿段论”。 这种观点是对第⼀种观点的反动。它认为，计
划与市场都仅仅是⼿段，本身不具备任何意识形态属性。社会主义可以⽤市场，资本主义也
可以⽤计划。⼆者之间的选择，纯粹是技术性的、⼯具性的，与价值判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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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的进步意义是巨⼤的——它把⼈们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审判中解放出来，
为社会主义国家引⼊市场机制开辟了理论空间。但它的局限性同样明显：它把问题简化了，
也把问题搁置了。说它简化了，是因为它只看到了“⼿段”这⼀层⾯，却没有追问：这些“⼿
段”是从哪⾥来的？它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的？它们内在地服务于什么样的⽣产
关系？说它搁置了，是因为它⽤“都是⼿段”的回答，回避了⼀个更根本的问题：既然都是⼿
段，那社会主义者应该选择哪⼀种？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纯粹⼿段论的潜台词是：⼯具是中性的，关键看谁在⽤。但问题是，⼯具从来不是完全
中性的。⼀把⼑可以⽤来切菜，也可以⽤来杀⼈——但⼑的设计、⼑的᯿ᰁ、⼑的锋利程度，
已经隐含了某种“倾向性”。市场与计划也是如此。它们不是在真空中产⽣的，⽽是在资本主
义⽣产关系的⼟壤中⽣⻓出来的。它们身上带着资本主义的胎记。
现在，让我们说出那个可能惊世骇俗的结论：
从政治经济学的⻆度看，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本主义的衍⽣品。它们不是⼀个是社会主
义、⼀个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两个都是中性的⼯具。它们都是资本逻辑在不同层⾯的展开，
都是劳动⼒商品化体系在不同环节的制度性投射。
这个结论，需要⽤我们刚刚阐述的三分法来证明。
先看市场。市场的核⼼机制是交换，劳动⼒的商品化买卖是其核⼼与᯿点。劳动⼒市场
的核⼼机制是劳动⼒的买卖。市场经济的成熟形态，必然包含劳动⼒的全⾯商品化——劳动
者在市场上⾃由地出卖⾃⼰的劳动⼒，资本在市场上⾃由地购买劳动⼒，价格（⼯资）在供
求博弈中形成，资源通过价格信号进⾏配置。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运⾏，内在地要求劳动
⼒的商品化买卖。没有劳动⼒市场，就没有灵活的⼈⼒资源配置；没有劳动⼒的⾃由流动，
就没有市场经济的活⼒。这是市场经济的“天性”——它⽆法在不废除劳动⼒商品化买卖的前
提下，保持⾃身的核⼼机制。因此，市场不是中性的。它本身就携带着劳动⼒商品化买卖的
基因。当⼀个社会选择以市场为主要配置⽅式时，它就在事实上接受了劳动⼒的商品化买卖
——⽆论它是否在名义上承认私有制，⽆论它是否在名义上保留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再看计划。计划经济的核⼼机制，是中央计划机构对资源配置的直接指令。计划的本质，
是对劳动⼒商品化安排环节的有组织强化。这是计划作为普遍性经济调节机制的根本规定
——⽆论它是在废除买卖的前提下运⾏，还是在保留买卖的前提下运⾏，只要它强化了安排
环节，它就是计划。
在这个普遍定义之下，我们可以区分出计划的两种历史实现形态。但需要强调的是，这
两种形态并⾮平等并列的关系：普遍意义上的计划是“基底形态”，⽽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计划
则是这⼀基底形态的进⼀步深化或变形。
（⼀）计划：基底形态
作为基底形态的计划，其核⼼功能是强化劳动⼒商品化的安排环节，⽽不涉及是否废除
买卖。在这种形态下，劳动⼒的商品化买卖可以继续存在（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罗
斯福新政、法国的“计划化”运动），也可以被废除（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废除买卖，
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实体的选择，⽽⾮计划本身的本质规定。
基底形态的计划，揭示了这样⼀个事实：安排环节本身就是劳动⼒商品化体系的三⼤⽀
柱之⼀，它有着相对ᇿ⽴的运作逻辑，可以在不完全依赖于市场买卖的情况下被有组织地强
化。这正是计划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内在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它不是社会主义的专
利，更⾮社会主义的ᇿ创，它本就⽣⻓在劳动⼒商品化的⼟壤之中。
（⼆）传统计划：计划的激进形态，从属于(⼀)的“计划”
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计划经济，是计划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种激进形态。它不仅
在基底形态的基础上强化了安排环节，更进⼀步废除了劳动⼒的商品化买卖环节。
在传统计划中，劳动⼒不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的，⽽是通过计划来安排的。劳动者不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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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的劳动⼒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计划机构直接根据社会需要来安排劳动者的⼯作
岗位和劳动任务。此时，劳动⼒的商品化安排环节被极⼤地强化。
然⽽，废除劳动⼒的商品化买卖，并不等于废除了劳动⼒商品化的全部环节。恰恰相反，
从计划的本质来看，劳动⼒的商品化安排不仅存在⽽且空前加强，同时劳动⼒的商品化⽣产
依然保留。这两者共同决定了：传统计划仍然保持着对劳动⼒进⾏商品化的性质。
劳动⼒的商品化⽣产，在传统计划中以什么形式存在？当教育仍然服务于“国家建设需
要”⽽⾮“⼈的⾃由全⾯发展”，当⼀个⼈的专业选择仍然被“就业前景”“社会需求”所主导⽽
⾮⾃⼰的兴趣和天赋，当技能培训仍然以“提⾼劳动⽣产率”为唯⼀⽬标——劳动⼒的商品化
⽣产就依然在运转。区别只在于：在资本主义下，它是服务于资本增殖；在传统计划经济下，
它是服务于国家计划和国家建设。但“服务于外在⽬的”这⼀本质没有改变。
劳动⼒的商品化安排，在传统计划中以什么形式存在？当劳动者被计划机构分配到特定
的岗位，当劳动过程被标准化的操作规程所规定，当劳动者的⼯作节奏、任务内容、绩效标
准都由上级部⻔决定——这就是劳动⼒商品化安排的另⼀种形态。只不过，安排的主体从资
本家变成了计划官员，安排的⼯具从泰勒制变成了指令性计划。但“劳动者被安排、被⽀配”
这⼀本质没有改变。
因此，传统计划并⾮ᇿ⽴于计划之外的另⼀类事物，⽽是计划这⼀基底形态在“废除买
卖”这⼀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进深化。它既体现了计划的普遍本质（强化安排），⼜增添了⾃
身特有的历史特征（废除买卖）。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个清晰的结论：
市场，保留了劳动⼒商品化的全部三个环节——⽣产、买卖、安排。它是劳动⼒商品化
体系的“完整形态”。
计划（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经济调节机制），其本质是对劳动⼒商品化安排环节的有组织
强化。它是劳动⼒商品化体系的“基底形态”——安排环节ᇿ⽴运作逻辑的直接体现。
传统计划（以苏联模式为代表），在计划的基础上更进⼀步——它不仅强化了安排环节，
更废除了劳动⼒商品化的买卖环节。它是计划的“激进形态”或“深化形态”，在斩断买卖的同
时，保留了⽣产与安排。因此也同样保留着将劳动⼒商品化的性质。
从这个⻆度看，市场、计划乃⾄特殊的传统计划之间的争论，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对决，⽽是劳动⼒商品化体系内部不同形态之间的争论。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衍⽣
品——市场是这⼀体系的“完整形态”，计划是“基底形态”，传统计划则是“激进深化形态”。
这个结论，可能会让⼀些⼈感到不适。他们会说：你把计划也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
那苏联和中国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算什么？难道都是在建设资本主义？
不。我们不是在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在澄清⼀个被⻓期遮蔽的事实：在劳动
⼒商品化的⽣产环节和安排环节被彻底废除之前，社会主义仍然处于“过渡时期”——它已经
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如劳动⼒的商品化买卖），但还没有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某些
遗产（如劳动⼒的商品化⽣产和商品化安排）。 这不是对社会主义的贬低，⽽是对社会主义
的深化。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命不是⼀个⼀劳永逸的事件，⽽是⼀个漫⻓的、分阶段的、
需要持续努⼒的过程。第⼀阶段⾰命（废除买卖）已经取得了伟⼤的胜利，但第⼆阶段⾰命
（废除⽣产和安排）的任务依然摆在我们⾯前。
⼀个例证：罗斯福新政的再审视
这个结论，还能帮助我们᯿新审视⼀个⻓期被误解的历史事件——罗斯福新政。
在流⾏的叙事中，罗斯福新政常常被描述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吸取”。这
种叙事隐含的前提是：计划是社会主义的专利或⾸创，资本主义本来没有计划，只是在危机
⾯前被迫向社会主义“借⽤”了计划⼯具。
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据我们前⾯的理论分析，计划作为对劳动⼒商品化安排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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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有组织强化，其基底形态本就内⽣于劳动⼒商品化体系——也就是说，计划是资本主义
⾃身就具备的能⼒。⽽传统计划（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计划的源头，它只是计划这⼀普
遍概念在“废除买卖”这⼀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进形态，是从属于计划的派⽣形式。⽆论是基
底形态的计划还是激进形态的传统计划，它们都根植于劳动⼒商品化，都是资本主义逻辑在
不同条件下的⾃我展开。
既然计划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么罗斯福新政中的计划措施——公共⼯程、国家
⼯业复兴法、社会保障——根本就不需要向社会主义“学习”或“借⽤”。它们只是资本主义在
危机时刻唤醒了⾃⼰体内本就存在的计划能⼒。1929年⼤萧条的本质，是劳动⼒商品化买卖
环节的全⾯失灵。当市场这只“看不⻅的⼿”彻底失控，资本必须强化安排环节来挽救体系
——⽽强化安排，恰恰是计划基底形态的核⼼功能。新政所做的，不过是把这个⼀直潜伏在
资本主义体内的计划能⼒⼤规模地调动起来。
因此，罗斯福新政不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借鉴”，更不是被迫的“转向”。它是资本
主义符合⾃身性质的必然要求，是劳动⼒商品化体系在危机中进⾏⾃我修复的内在逻辑的体
现。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它本就是资本主义的⼀部分，罗斯福新政不过是这⼀事实
的历史注脚。
第三节 计划与市场：在夺回中建设的⼯具
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收拢起来。
如果计划乃⾄传统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本主义的衍⽣品，如果它们都是劳动⼒商品化体系
在不同环节的投射，那么社会主义者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它们？
答案是：作为⼯具来使⽤，作为遗产来扬弃。
说“作为⼯具来使⽤”，是因为在过渡时期——在劳动⼒商品化⽣产环节和安排环节尚未
被彻底废除之前——我们⽆法绕开计划和市场。只要劳动⼒还需要被“⽣产”（教育、培训、
健康维护），只要劳动⼒还需要被“安排”（劳动分⼯、流程设计、资源配置），我们就需要某
种机制来完成这些功能。计划和市场，是迄今为⽌⼈类发明出来的、最有效的两种机制。
但使⽤它们，不等于认同它们。我们使⽤市场，不是因为市场是“⾃由的化身”，⽽是因
为在⼀个尚未废除劳动⼒商品化⽣产和安排的过渡时期，市场是配置资源、传递信息、激励
创新的有效⼿段。我们使⽤传统计划，不是因为它是“公平的象征”，⽽是因为在⼀个需要集
中⼒ᰁ办⼤事、需要克服市场失灵的过渡时期，计划是协调宏观配置、保障公共利益的有效
⼯具。
说“作为遗产来扬弃”，是因为我们的⽬标不是永久地保留它们，⽽是在使⽤它们的过程
中，逐步创造条件去超越它们。正如⻢克思所说，⽆产阶级的任务不是“改良”资本主义，⽽
是“消灭”资本主义。同样，我们的任务不是“改良”计划与市场，⽽是在使⽤它们的过程中，
不断地削弱它们所依赖的劳动⼒商品化根基——不断地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
不断地将劳动⼒⽣产的⾃主权从计划和市场的⼿中夺回到劳动者⾃⼰的⼿中。
这就是“在夺回中建设”的真义。我们不是要等到“夺回”完成之后再开始建设，⽽是在建
设的每⼀刻都在夺回；我们不是要等到计划和市场“完美运⾏”之后再考虑超越它们，⽽是在
使⽤它们的同时，就已经在为超越它们准备条件。
那么，计划和市场，谁对谁错？答案已经清晰：这是⼀个⽆谓之争。真正的问题不是“计
划还是市场”，⽽是“计划为谁所⽤，市场为谁所⽤”。如果计划被⽤来强化劳动⼒的商品化
安排——让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更加标准化、更加可操控、更加“⾼效”——那么它就是阻碍解
放的⼒ᰁ。如果市场被⽤来强化劳动⼒的商品化买卖——让劳动者更加依附于雇主、更加恐
惧失业、更加被迫接受不公的条件——那么它同样是阻碍解放的⼒ᰁ。反过来，如果计划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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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为劳动者的⾃主发展创造空间，如果市场被⽤来增加劳
动者的选择权、提⾼劳动者的议价能⼒、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流动可能——那么它们就是服
务于解放的⼒ᰁ。
⼯具本身不是敌⼈。把⼯具当成⽬的，才是敌⼈。把⼿段当成信仰，才是敌⼈。在“计
划还是市场”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互相攻击、耗尽精⼒——⽽忘记了真正的敌⼈是劳动⼒
商品化本身——这才是最⼤的悲剧。
第四章 历史定点论视野下的路径与定点
第⼀节 经济⼒量与政治实体的相互作⽤：路径多元的根基
要理解为什么市场与计划只是路径，⽽不是定点，我们必须⾸先回到历史运动的深层结
构——回到那个驱动⼀切社会变迁的根本⽭盾(⼀种特别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盾)：经
济⼒ᰁ与政治实体的辩证关系。
这⼀对范畴，我们在《当本能拥有了谋略》中已经系统阐述过[4]。它并⾮只适⽤于资本
主义，⽽是贯穿于⼀切阶级社会的普遍分析⼯具。在这⾥，我们需要对其核⼼命题做⼀个简
要的回顾——因为它是我们理解“路径何以多元”的理论根基。
所谓经济⼒ᰁ，是指在社会⽣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物质运
动。 它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论是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
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只要存在社会⽣产，就存在这种物质性的、⾃发性的、
按照⾃身规律运动的⼒ᰁ。它不知道⾃⼰要去哪⾥，它只是在运动——按照价值规律、按照
供求关系、按照⽣产⼒发展的内在要求。它是盲⽬的，但它的盲⽬性中蕴含着不以任何⼈的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所谓政治实体，是指在⼀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拥有统⼀意志和组织化⼒ᰁ的上层建筑
形式。 其典型形态是国家，也包括政党、政治集团等组织化⼒ᰁ。政治实体的本质，是经
济⼒ᰁ借助⼈的意志、⽬的和⾏为，表现⾃身规律、演绎⾃身本能的实践产物。经济⼒ᰁ是
盲⽬的，但它需要通过有意识的主体来表达⾃⼰；经济⼒ᰁ是⾃发的，但它需要有组织的机
构来引导⾃⼰。政治实体，正是这个“表达”和“引导”的制度化形式。
经济⼒ᰁ与政治实体之间，存在着既对⽴⼜统⼀的辩证关系。这⼀关系，是理解⼀切历
史运动的总钥匙。
它们的⽃争性，决定了路径的多元。 经济⼒ᰁ的本能是⽆限扩张——资本的增殖没有
上限，⽣产⼒发展的冲动没有终点。但政治实体不能任由这种本能⽆限发泄。它必须考虑社
会的承受能⼒，必须平衡不同阶级的利益，必须维护⾃身统治的稳定。于是，政治实体对经
济⼒ᰁ进⾏引导、约束、调节——⽤法律划定边界，⽤政策调整⽅向，⽤暴⼒镇压反抗。经
济⼒ᰁ说“我要更多”，政治实体说“适可⽽⽌”。这便是⽃争。这种⽃争性，贯穿于⼀切社会
形态。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阶级⼒ᰁ对⽐，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争形势，不同的政治
实体有不同的策略选择。正是这种⽃争性，决定了路径的多元、形式的多样、策略的开放。
历史从来不是单线前进的轨道，⽽是在⽆数种可能性中，通过⽃争与现实条件的碰撞，逐步
开辟出具体的道路。
它们的同⼀性，决定了定点的必然。 经济⼒ᰁ虽然盲⽬，但它必须通过政治实体来表
达⾃⼰；政治实体虽然有意志，但它的意志归根结底必须符合经济⼒ᰁ的根本要求。⼆者不
是外在的、偶然的“结合”，⽽是内在的、必然的“同⼀”。政治实体的本质，正是经济⼒ᰁ借
助⼈的意志获得“⼈格化”的形式。⽆论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何种政体、执⾏何种政策，只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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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它就必须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根本要求。⽆论⽆产阶级专政采取何种具
体形式，只要它还致⼒于推进社会化⼤⽣产的历史任务，它就必须服务于⽣产⼒发展的根本
⽅向。这是不以任何⼈的意志为转移的。
正是这种同⼀性，决定了定点的必然。⽆论政治实体在具体策略上如何选择，它最终都
必须撞上那些由它所代表的经济⼒ᰁ⾃身规律所决定的节点。就像⾏星按照万有引⼒定律运
⾏，必然会经过轨道上的某些位置——⽆论有没有⼈在那⾥观察，⽆论观察者是否喜欢那个
位置。
这就是历史定点论的全部秘密：定点不变，路径可变；定点必然，路径偶然；定点统⼀，
路径多元。
⽽市场与计划，正是这⼀秘密的最典型例证。
第⼆节 市场与计划：作为路径的偶然性与多元性
现在，让我们⽤历史定点论的⼿术⼑，来解剖市场与计划。
市场与计划，不是经济⼒ᰁ⾃身运动规律的直接产物，⽽是经济⼒ᰁ与政治实体相互作
⽤的实践产物。 它们不是客观⽭盾运动本身，⽽是客观⽭盾运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
特定政治实体的意志和⾏为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
经济⼒ᰁ的根本规律——⽆论是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还是⽣产⼒与⽣产关系的⽭
盾运动——在任何社会中都以同样的⽅式起作⽤。但这些规律“如何”起作⽤、“以什么形式”
起作⽤、“在什么范围内”起作⽤，却取决于政治实体的选择和⼲预。在 19世纪的英国，经济
⼒ᰁ以近乎纯粹的市场形式表现出来——国家只扮演“守夜⼈”。在 20 世纪的苏联，同样的
经济⼒ᰁ——⼯业化、资本积累、劳动⼒再⽣产——却以⾼度集中的传统计划形式表现出来。
不是经济⼒ᰁ本身发⽣了变化，⽽是代表它的政治实体选择了不同的表达形式。
这就是市场与计划的本质：它们是经济⼒ᰁ在不同政治实体⼿中呈现出的不同⾯貌，是
同⼀客观⽭盾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不同路径。
因此，市场与计划是偶然的、多元的。
说它们是偶然的，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原因，⽽是因为它们的出现不是经济⼒ᰁ⾃身规律
的必然要求。经济⼒ᰁ并不“要求”市场，也不“要求”计划。它只“要求”⾃身的运动、扩张和
发展。⾄于这种运动是通过市场的“看不⻅的⼿”来实现，还是通过计划的“看得⻅的⼿”来实
现，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阶级⼒ᰁ的对⽐、国际环境的压⼒、技术发展的⽔平、⽂化
传统的积淀。在⼀种条件下，市场成为主导；在另⼀种条件下，计划成为主导。这不是经济
规律的“选择”，⽽是政治实体在特定约束下的“策略”。
说它们是多元的，是因为它们没有唯⼀的、标准的形态。美国式的市场与德国式的市场
不同，苏联式的计划与中国的计划也不同。市场可以有福利国家的市场，也可以有新⾃由主
义的市场；计划可以有⾼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也可以有引⼊市场调节的指导性计划。每⼀
种形态都是经济⼒ᰁ与政治实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作⽤的结果，都有其产⽣的必然性，
也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因此，那场绵延百年的争论——⽶塞斯与兰格，哈耶克与社会主义者，计划与市场，谁
对谁错——从⼀开始就找错了对象。争论的双⽅都以为⾃⼰是在争论“历史的规律”，实则只
是在争论“路径的选择”。他们把政治实体在特定条件下的策略选择，当成了经济⼒ᰁ⾃身的
必然要求；把历史的偶然，当成了历史的必然；把可以替换的⼯具，当成了不可动摇的信仰。
第三节 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作为定点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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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
如果市场与计划只是路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定点？
答案，我们已经在《资本的当代升维》中反复论证过：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
⼒[1]。
这不是⼀个主观的选择，不是⼀种意识形态的偏好，更不是⼀句动员的⼝号。它是从资
本主义基本⽭盾的客观运动中推导出来的必然结论。
让我们简要回顾⼀下《资本的当代升维》的核⼼论证链条。
资本主义的根本⽭盾，在经典⻢克思主义的表述中是“⽣产的社会化与⽣产资料的资本
主义私⼈占有”。在《资本的当代升维》中，我们进⼀步深化了这⼀命题，将其᯿构为：资
本主义社会化⼤⽣产对劳动⼒商品化的系统性⽣存依赖，与资本对劳动⼒⽣产与再⽣产全过
程的资本主义私⼈掌控之间的⽭盾。[1]
这个⽭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任何⼈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内在于资本主义⽣产⽅式之
中，驱动着资本逻辑的不断展开。
资本的增殖本能，必然驱使它从对“⽣产资料的占有”深化为对“劳动⼒⽣产过程的殖⺠”。
为什么？因为单纯的占有⽣产资料、购买劳动⼒、榨取剩余价值，已经⽆法满⾜资本⽆限增
殖的欲望。它必须更进⼀步——深⼊到劳动⼒的⽣产与再⽣产全过程，从源头（教育）到终
端（闲暇），从技能塑造到数据提取，全⾯掌控那个被它视为“商品”的⽣命过程。这不是某
个资本家的“阴谋”，⽽是资本逻辑⾃身展开的必然趋势。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这个趋势就
不会停⽌；只要劳动⼒还是商品，它的⽣产过程就必然被资本所殖⺠。
因此，劳动者“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的丧失，不是偶然的、暂时的现象，⽽是
资本主义⽣产⽅式的必然结果。资本要增殖，就必须剥夺劳动者的这种掌控能⼒；资本要维
持⾃身的统治，就必须持续地、系统性地殖⺠劳动者的⽣命过程。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盾在
当代的集中体现。
由此，我们推导出了那个不可绕过的结论：解放的根本任务，就是夺回这种被剥夺的掌
控能⼒。
这不是⼀个“美好的愿望”，⽽是⼀个“历史的必然”。因为只要劳动者没有夺回对⾃身劳
动⼒⽣产的实际掌控能⼒，他就仍然是⼀个“劳动⼒商品”，他的⽣命就仍然被资本所殖⺠，
他的劳动就仍然是为他者增殖的⼯具。⽆论这个“他者”是私⼈资本家，还是以国家形式出现
的代理者，本质没有改变。⽽历史辩证法的铁律是：⽭盾不可能永远被压制，被剥夺的终将
要求归还，被殖⺠的终将要求解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是⼀个历史定点。
· 它是必然的——因为它根植于资本主义基本⽭盾的内在逻辑。只要⽭盾存在，历史就
会向这个定点运动。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它，⽽是因为⽭盾“要求”它。
· 它是⼀个节点——不是⼀个线性的过程，⽽是⼀个具体的、可以指认的⽬标。当劳动
者真正夺回了对技能塑造的主导权、对劳动节奏的决定权、对闲暇时间的⽀配权、对⾃身数
据的控制权——那⼀刻，这个定点就被撞上了。
· 它是绕不开的——⽆论路径如何曲折，⽆论形式如何多样，⽆论经历多少反复，历史
终将撞上这个定点。因为不撞上它，劳动者就⽆法从“劳动⼒商品”的宿命中解放出来；不撞
上它，⼈类就⽆法从“必然王国”迈向“⾃由王国”。
第四节 结论：百年争论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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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收拢在⼀起。
市场与计划，是经济⼒ᰁ与政治实体相互作⽤的实践产物。 它们是经济⼒ᰁ在不同政
治实体⼿中呈现出的不同⾯貌，是同⼀客观⽭盾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不同路径。因此，
它们是偶然的、多元的、可变的。
夺回对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是资本主义基本⽭盾运动的必然结论。 它不是路
径，⽽是定点；不是⼿段，⽽是⽬的；不是可以替换的⼯具，⽽是不可绕过的关⼝。因此，
它是必然的、统⼀的、不变的。
百年争论——计划还是市场，谁对谁错——从⼀开始就找错了对象。争论的双⽅都把路
径当成了定点，把⼿段当成了⽬的，把偶然当成了必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把市场奉为神明，
数字计划经济论者把算法奉为救世主，纯粹⼿段论者以为⼯具是中性的——他们都错了。错
不在他们选择的⼯具，⽽在他们赋予⼯具的期待。市场不能解放⼈，计划也不能。能解放⼈
的，只有⼈⾃⼰——通过夺回对⾃身劳动⼒⽣产的实际掌控能⼒。
这不是⼀句⼝号，⽽是⼀场运动。它不是在某⼀天突然完成的，⽽是在每⼀天持续进⾏
的。它不是代理者的事，⽽是每⼀个劳动者⾃⼰的事。
当每⼀个劳动者开始追问：我的技能是为谁⽽学？我的劳动是为谁⽽做？我的时间是为
谁⽽活？——那⼀刻，夺回就已经开始了。
当每⼀个劳动者开始⾏动：拒绝被安排的命运，争取⾃主的选择，联合起来与⼀切形式
的⽀配作⽃争——那⼀刻，定点就在向我们靠近。
当千百万劳动者的夺回⾏动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那⼀刻，历史就将撞上那个
它⽆法绕过的定点。
⼿段可以争论千年，但定点的⽅向只有⼀个。百年争论，到此终结。⽽真正的⽃争，才
刚刚开始。
23
注释：
[1]张皓翔：《资本的当代升维——从“⽣产资料”到“劳动⼒⽣产”的⽀配⾰命》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44088)，Zenodo，2026年。
[2]张皓翔：《双᯿视阈：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79332)，
Zenodo，2026年。
[3]张皓翔：《只有⼀个源泉：论活劳动与价值创造》(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32912)，
Zenodo，2026年。
[4] 张 皓 翔 ：《 当 本 能 遇 上 了 谋 略 —— ⼈ 格 化 的 资 本 》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941215)，Zenodo，2026年。
[5] 路德维希·冯·⽶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载《⾃由与繁荣的国度》，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3—52 ⻚。
[6] 路德维希·冯·⽶塞斯：《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
第 120—145 ⻚。
[7] 恩格斯：《反杜林论》，⼈⺠出版社，2018 年版，第 297—305 ⻚。
[8] 本书第⼀章指出，⽶塞斯以经济计算问题直击早期社会主义理论软肋，早期社会主
义者未能有效回应其关于计划依据与信息来源的核⼼质疑。参⻅《市场与计划的历史之争：
脉络与焦点》。
[9] 本书认为，从空想社会主义到⻢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虽构建了宏⼤正义
的计划图景，却未解决经济计算的技术难题。参⻅《市场与计划的历史之争：脉络与焦点》。
[10] 20世纪 30 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将市场机制引
⼊社会主义计划体系，通过中央计划局模拟“瓦尔拉斯拍卖者”调整影⼦价格，使企业在公有
产权基础上实现成本最⼩化与资源优化配置，被视为对⽶塞斯经济计算诘问的系统性回应。
参⻅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5—42 ⻚；
路德维希·冯·⽶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
第 125—150 ⻚；《市场与计划的历史之争：脉络与焦点》。
[11] 哈耶克超越⽶塞斯的数学计算之争，指出经济问题的本质是对社会分散、隐性、不
可编码的“局部知识”的有效利⽤；价格机制的核⼼功能是揭示默会知识，⽽⾮传递可编码数
据；并提出“可设计的秩序”与“⾃发扩展的秩序”的区分，认为市场作为⾃发秩序⽆法被⼈为
计划替代。参⻅弗⾥德⾥希·冯·哈耶克：《个⼈主义与经济秩序》，⽣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73—106 ⻚；《⾃由秩序原理》（上），⽣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61—85⻚；《市场与计划的历史之争：脉络与焦点》。
[12] 邓⼩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平⽂选》第三卷，
⼈⺠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73 ⻚。
[13] ⻢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04—306 ⻚。
[14] 列宁：《⽆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四卷，⼈⺠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8—70⻚。
[15] ⽑泽东：《⽭盾论》，《⽑泽东选集》第⼀卷，⼈⺠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99—306⻚。
[16] ⻢克思：《资本论》第⼀卷，⼈⺠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10 ⻚。
[17] 恩格斯：《〈法兰⻄内战〉1891 年单⾏本导⾔》，《⻢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
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4—336⻚。
[18] ⻢克思：《巴黎公社⼀周年纪念⼤会决议》，《⻢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
24
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1⻚。
[19] ⻢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出版社
1995年版，第 587—588 ⻚。
[20] 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五⼗五卷，⼈⺠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9 ⻚。
Edited on Jul 04, 2026 By sytbbt .